成人高考女生被出柜后求医做检查：将会继续起诉教育部
因教材“歧视同性恋”起诉教育部后，成人高考女生秋白（化名）正陷入一个又一个漩涡。
近日，秋白在个人微信号发表了名为《那些爱与自由》的文章，直言所在学院的辅导员未经自己同意，向她父母透露了同性恋身份，令其“身陷囹圄而不得解”。
8月31日，秋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从被辅导员告诉父母性取向的一周后，她应父母要求去广州看了医生，做了很多检查，“从内分泌到心理治疗都有”。
她与父母的沟通至今进展甚微。她表示，父母日日失眠，哀求她能否改变。她的父母仍然坚持，同性恋是不正常的，应该是心理或生理有些毛病。而这一观点，正是存 于秋白所看到的多本教材里，与国际上的主流观点相悖。
某天晚上，爸爸告诉秋白：“今晚你妈连夜开车送货，就因为担心你的事，在高速路上差点出事”。
对于以上种种，秋白在《那些爱与自由》中表达了愧疚与无奈：“一个月前甚至数月前，我数次想亲口告诉父母性取向，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比谁都渴望他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我，世界上最亲近的父母却对我最大的秘密一无所知，这不是很可笑么。”
她在文中回忆父母开着小货车送她上学的场景、父母对她能组建家庭的期望，“我又何尝不想与父母过着快乐的生活呢？如果性取向有得选择，为什么我要选择一条充满荆棘的路，而不是那条符合主流期待的康庄大道？”
对于辅导员擅自透露性取向的说法，成人高考党员宣传部部长丘国新近日表示，大学的体制是服务人、管理人，与家长沟通是学校的工作，也是人之常情，此事需要换一个角度去看待，现在被过度放大了。
“我有女儿在念大学，我很关心女儿在学校的情况。（如果）你的子女在大学，你要不要和学校沟通了解一点孩子的情况？”丘国新对记者记者表示，大学生也是父母的孩子，不要忽略父母的权利。
对于辅导员是否有让秋白停止起诉教育部，丘国新表示不掌握这一情况，建议询问当事辅导员。记者记者随后致电两名辅导员，他们均以“保护学生隐私，希望给学生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为由，拒绝接受采访。
秋白表示，她会按法律的程序，继续起诉教育部，“我觉得没有理由突然放弃，这条路我会继续走下去”。
【对话秋白】
记者：最近你写了一篇声明《那些爱与自由》，其中提到了“被出柜”后，你与父母之间的种种窘境。
秋白：
那篇《那些爱与自由》，其实是写给我父母看的。我觉得现在最关键的是他们的情绪，文章也没有想谴责什么，但心里还是想谴责的（笑）。
有些话我在家里说不出来，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所以我想在公众号里表达出来。一方面是有一个回应，因为大家都很关心我的情况；另一方面想让父母看到，把说不出口的话写在那封信里面。
自从被辅导员告诉父母性取向的一周后，我答应了父母去广州看医生，《那些爱与自由》就是在广州发的，之后我就又回到了家里。
最后挺失望的，我的父母看完信，关注的重点，不是我想表达的，而是觉得我还是想坚持走同性恋这条路。
记者：在曝出“被学校辅导员施压”后，为何没有第一时间出来作回应？
8月18日早上，我的辅导员把一篇关于我起诉教育部立案的新闻稿转给我，之后立刻警告了我一番。当天下午，辅导员就叫我父母来学校，我第二天就回家了。
那几天我在家也不方便（发声），主要是来自父母的压力。我的父母不希望在网络上看到我的新闻，更不希望看到我作为一个同性恋出现在网络上，特别是有我的照片的新闻。
所以当时我不敢在网络上讲什么，也不敢接受记者采访。我怕我的父母对我的性取向一下子很难接受，那几天，我主要跟父母解释，我为什么会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跟他们讲了整个过程。
记者：自从你起诉教育部后，辅导员和你说过什么？
我有两个辅导员，刚开始起诉教育部时，他们时不时找我约谈，要我停止我现在的行为，认为我的行为对学校的声誉不好，搞得中大很支持同性恋的样子，而且会影响我的学业，希望我算了。第二次和我谈话时，他们告诉我，如果我再继续这样做下去，校方随时都可能叫家长。
我当时很明确地告诉他们，我还没有准备好把这件事（同性恋）跟父母坦白，我的父母现在还没到能够接受的程度，但我想慢慢地引导。
这之后他们一直试图以告父母这件事来阻止我的行为。8月18日，我起诉教育部被媒体报道后，两名辅导员叫我的父母来学校，把关于我的报道给我父母看了。后来父母告诉我，一名辅导员指着我的照片说，“你看你的女儿，在外面举牌子，这样对学校的影响好吗？”
8月19日，我跟父母一起回家，那天祥子（中大校友）在微博上声援我，一名辅导员把这条微博转给了我妈妈，打来电话说，“你女儿的朋友这么公开的诋毁中大，你跟你女儿说一下能不能让她的朋友把微博删掉？”
记者：关于同性恋身份，目前和父母沟通得如何？
现在他们还是希望我改变。这周四我依旧要回家—我父母希望我去看医生。我的妈妈很相信辅导员，（我）呆在家的那一周，妈妈甚至打电话给辅导员，问我是不是要治疗。辅导员的回复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们去找心理医生”。
我在家的那一周，都是去看医生。我父母认为，同性恋是不正常的，应该是心理或者生理有一些毛病，所以我去做了很多检查，从内分泌到心理治疗都有。
那时候我真的很难受。因为我知道，父母不接受这件事情，是希望我以后生活的好，不要被别人歧视，他们也知道同性恋在社会中遭受的歧视有多大。他们觉得，我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会过不好，没有家庭，以后会没有依靠。
我对他们一直有愧疚感，他们对我的期望、今后生活的规划，我可能一个都不能达到了。
我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我现在想做同志公益，就想开开心心地做下去，不一定是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人。现在我很喜欢自己的生活状态，但他们（父母）肯定是不能同意的。
记者：起诉教育部前，有想过会造成的影响吗？现在还会继续起诉吗？
有。之前我给父母做了很多的暗示，比如跟父母聊天时表示，我以后不结婚的话，我的日子可以怎么过。
他们看电视时，我就会跟他们讲，这个明星是同性恋，你们觉得他怎么样？会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因为教育部那件事情也有点不可控，我一方面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能通过这件事来让更多人关注到教材错误的问题；但另一方面我自己也害怕，担心父母会看到，一直都不敢跨出“出柜”那一步。
在起诉教育部之前，我在家里呆了整整两天，想向他们“出柜”，但没有成功。我觉得自己讲不出来，真的很害怕讲出来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
起诉教育部这件事情已经立案，我会按法律的程序走，我觉得没有理由突然放弃。这条路会继续走下去，但会花更多的时间去跟父母沟通。但对父母，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也希望以后做同志公益事情的成功，能够跟他们分享。
记者：对于说你炒作的评论，你怎么看？
同性恋对我来说是个事实。后来也知道这个群体要面对哪一些困难和压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去做一些事情，起码能够有一点改变我们的处境。我不想被动地等待。
说我炒作之类的新闻我也看多了，只要是关于性取向的新闻，下面的评论有很多是“恐同”的，已经看习惯了。
记者：现在与校方相处得如何？
校方从头到尾都没有正面和我去沟通，交给学院，然后学院又交给辅导员去处理。所以整个过程，校方都没有直接的向我施压。这件事情（立案）过了之后，校方和辅导员都是决定保持沉默，可能更容易让事情淡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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