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自考复习资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九章
第九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
第一节 良好的开局
一、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任务的提出
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确立，中国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
毛泽东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是在1956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
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首先有一个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任务，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基本的指导原则。
二、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
（一）《论十大关系》的发表
1956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这个报告主要总结经济建设的初步经验，借鉴苏联建设的经验教训，系统地阐述了十大关系。围绕一个基本方针，即：一定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到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助于国家。
报告的具体内容有：经济建设方面，提出了若干新方针，基本精神是要在着重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农业，并且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沿海与内地两方面的建设积极性。政治建设方面，提出了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要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肃反中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文化建设方面，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的方针。
《论十大关系》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标志。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经济方面（这是主要的）和政治方面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为中共八大的召开作了理论准备。
（二）中共八大路线的制定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
中共八大的基本任务：总结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路线： 大会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意义：中共八大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的方针和思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大会集中全党智慧总结提出的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成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党的事业的发展有着长远的指导意义。
陈云在中共八大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为补充；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为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为补充。
（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它创造性的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在文章中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这实际上为积极促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
毛泽东提出了区分和处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学说。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者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
毛泽东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思想，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它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八大路线，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四）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运动是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的。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风运动全面展开。
这次整风运动，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采取开门整风的形式。
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1957年6月8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右派运动全面展开。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是1957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第二节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一、“大跃进”及其纠正
（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起
1957年冬季，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其正确的一面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这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分为内全面开展起来。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9月初，《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决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
人民公社的体制是 “政社合一”，特点被概括为 “一大二公”，实际上就是搞“一平二调” 所谓大，就是将原来一二百户的合作社合并成为四五千户以至一二万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原来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以后，主要财产归人民公社所有，收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和分配。它严重地脱离了农村的生产水平，致使“一平二调”之风泛滥，损害了广大的社员和小集体的利益。
（二）纠正“左”倾错误的初步努力
1958年到1959年初纠“左”的五个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这些会议因以坚持“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前提，带有很大局限性。
1958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他指出，应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的区别，必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 的作用的重要性。他强调“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1958年11月到12月间，在武昌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接着又举行了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959年2-3召开第二郑州会议，毛指出” 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他还指出，我们不能无偿占有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
1959年3-4月间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进一步巩固了武昌会议和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纠“左”成果。
政府对过高的生产指标作了适当的压缩。
（三）庐州会议与纠“左”进程的中断
1959年7月2日起，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7月14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认为1958年大跃进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错误地认为这代表了党内外的右倾势力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8月2日至16日，在庐山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后在全党范围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四）国民经济的调整
调整开始的标志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彻底纠正共产风。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紧急指示信》的发布和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和政府指导方针的重要转变。
调整中形成一系列工作条例：1961年3月，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其他领导人也主持制定出有关各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总结历史经验，继续纠正左的错误，推动国民经济转入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
（五）“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1962年1、2月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大区、省市自治区、地区、县五级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七千余人与会，被称为“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刘少奇等对前几年的工作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初步总结了经验。
意义：这次会议对于恢复实事求是、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起了积极作用，在贯彻落实“八字方针”、推动形势迅速好转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六）“左”倾错误指导的继续发展
1962年9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1963年至1965年，在多数城乡发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1月，在为纠正运动中的扩大化偏差而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里，错误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为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寻找一条途径。
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论点：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些理论及其实践严重地背离了客观实际，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并被他重用过的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所利用。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系统地阐发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会上成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为文革领导机构。
1965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上印发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再发动。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成为 ”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二）全面内乱的形成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灯人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号称“一月革命”。
1966年2月中旬，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然而，这次抗争却被诬称为”二月逆流“，遭到压制。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派遣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这次会议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
（三）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修改宪法，还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集团把这看成是夺取更多政权的机会。
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
1971年4月，党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
中共就大之后，林彪集团加紧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觉察到林彪等人的宗派活动，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仓皇出逃，结果机毁人亡。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简称“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四）挫败“四人帮”“组阁”图谋
1973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王洪文还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江青等人在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并且试图利用筹备全国四届人大的机会，达到实现“组阁”的图谋。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挫败了江青等人的“组阁”图谋。
（五）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果
1975年，邓小平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开始有了明显好转。随着整顿的深入发展，逐步涉及“文革”的指导思想及其政策本身。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1975年底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实质上是拥护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并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
1976年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三、严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训
（一）正确认识错误的性质及其原因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首先，我们党在迅速进入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之后，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其次，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积累下了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新事物、新问题时，容易照搬过去的经验，把本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是阶级斗争，仍然习惯于采取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去处理。
第三，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党无法依靠制度的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发现并纠正错误。
（二）对错误进行科学分析
在1956年到1976年，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需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其性质和宗旨都没有改变。在“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期，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依然具有巨大凝聚力。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统一，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经济建设仍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
其次，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使得“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第三，毛泽东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领导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对“四人帮”批评和揭露，使其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图谋未能得逞。
第三节 建设的成就 探索的成果
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
（一）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建设
从“一五”时期开始，中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从根本上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基本建设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
（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文化、医疗、科技事业的发展
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党和政府十分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把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
文化、医疗、科技事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在文化建设上，开展了扫除文盲，大力推广普通话活动，并加大对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的投入；文学艺术工作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的指引下，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医疗事业也得到蓬勃的发展。
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新中国先后制定了两个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在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
1946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个原子弹。1967年6月，爆炸了第一个氢弹。1970年4月，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三）国际地位的提高与国际环境的改善
新中国从建立之日起，就把坚持独立自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对外工作的目标，努力为国内和平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1972年出现了西方国家对华建交的热潮，中国外交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1971年10月，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争取下，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20世纪70年代，新中国经长期不懈的外交努力，终于打开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20世纪60年代末，尼克松总体开始检讨美国对华政策，毛泽东、周恩来抓住时机发起了“乒乓外交”，实现“小球转动了大球”。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9月，中日两国发表关于建交的联合声明。
二、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贡献
在基本的指导思想方面，论述了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基本思想，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
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提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阶段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步骤问题上，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采取“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使中国的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坚持工业和农业并举、重工业和轻工业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并举、大中小企业并举等“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正确解决好综合平衡的问题，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处理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要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利，尤其是人民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社会主义法制要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社会生产力。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化实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
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必须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和发展现代化国防技术的重要指导思想。
关于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毛泽东最早觉察到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的危险，号召共产党人提高警惕，同这种危险作斗争。十分警惕党在执政以后可能产生的种种消极现象。提出：共产党员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意义：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阐明的这些重要思想，把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大大地向前推进，为继续进行探索并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系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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